那是個充滿着急風暴雨的日子。先進的人們高舉起“科學”和“民主”的大旗，向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舊思想、舊觀念發動猛烈的進攻，形成一場新舊思潮的大激戰。許多在黑暗環境中極度苦悶的青年人，從思想界卷起的這場巨大波瀾中，猛然望見了新的曙光。他們反複比較當時所能接觸到的種種新思潮，思考中國的現實出路在哪裡，并以大無畏的氣概向未來探索。

從比較和思考中，人們得出的結論并不相同。批判目标的一緻遠不意味着選擇目标的一緻。反對舊思想、觀觀念時曾經并肩站立在一起的親密夥伴，逐漸發生了分化。多數的先進分子經過不同的途徑，先後奔集到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來。這是當時最引人注目的曆史現象。

年青的瞿秋白，在五四的第二年寫道：“中國社會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個大變動的時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樣子。究竟為什麼？無非是社會生活不安的反動。反動初起的時候，群流并進，集中于‘舊’思想學術制度，作勇敢的攻擊。等到代表‘舊’的勢力宣告無戰争力的時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潛伏的矛盾點——曆史上學術思想的淵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則——漸漸發現出來，于是思想的趨向就不象當初那樣簡單了。”“我和諸同志當時也是飄流震蕩于這種狂濤駭浪之中。”張聞天生動地描述過自己當時的思想旅程：“我們對于這種不合理的社會，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産生了改造的決心。不過用什麼方法來改造呢？應該改造成什麼樣呢？這些問題常常橫在我胸前面一日不能去的。無抵抗主義呢？反抗主義呢？無政府主義呢？社會主義呢？如江河流水，不絕地引起我底煩悶。但永久不決定是不能生活的。那麼，取其長，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會主義一條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夠在實現社會主義的曆程中做一個小卒。”為什麼那麼多接受了五四運動洗禮、在當時最有覺悟又富有思考能力的青年，進行了反複比較和思考後，作出同樣的選擇，把科學社會主義确定為自己的理想？這種現象有它的内在邏輯在支配嗎？這确是一個令人感到興趣的問題。

事物的發展都不會平空而來，總有它的來龍去脈可以找尋。為了探讨問題，我們不妨簡略地回顧一下五四以前中國先進分子經曆過的夢想和現實。

當中國曆史進入近代以後，處于封閉狀态的傳統社會再也無法照舊維持下去了。人們帶着驚異的目光，看到外部世界竟有那麼多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新道理和新事物。甲午戰争失敗後，民族危機更加深重了。人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大量西方社會政治方面的書籍。這使他們既感到新鮮，又受到巨大的鼓舞，對他們産生了強烈的吸引力。1903年日本留學生中出版的《江蘇》雜志上有一段把他們這種心情寫得淋漓盡緻的話：“橫瞰歐美之光明政局，旁探近代之革新曆史，注目于其社會，關心于其國事，每有一種蔥蔥勃勃偉大昌隆之氣象，目擊焉而心花開，耳觸焉而氣概揚，不知不覺間激起吾歡欣歌舞羨慕戀愛之一片良感情，跳躍于心頭而不能自鎮。”越來越多的人逐漸認定：一定要以西方國家為榜樣，才能找到拯救祖國的出路，不惜為此抛頭顱、灑熱血，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鬥争。

這個鬥争的高峰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以從西方傳入的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民主共和國方案作為思想武器。投身這場革命的人長時間内充滿自信，期待着，“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将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将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這場革命在中國近代起過的偉大曆史作用，是用不着多作解釋的。

當時許多人對民主的理解，特别着重在西方國家的一些政治組織形式和政治活動程序方面。民國成立後；不單挂出了共和國的招牌，連議會制、多黨制、普選等這些西方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和活動程序一度也被熱熱鬧鬧地搬到了中國來。很多人對這些曾抱有很大的期望。曾在日本留學、相當熟悉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宋教仁，在被刺前一個多月，還興高采烈地發表演說：“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于國會的。在國會裡頭，占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所以我們此時要緻力于選舉運動。”“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内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那麼，我們的主義和政綱，就可以求其貫徹了。”他所表達的感情無疑是真誠的，聽起來也頗為誘人。

奇怪的是，說起來那麼動聽的東西，甚至在西方國家也許取得過一些成效的政治制度，如果不顧中國國情，一旦硬搬到當時中國社會這塊土壤上實行起來，卻全然變了樣：普選徒具形式；多黨制成了拉幫結派，黨同伐異；議會裡隻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國民黨在國會競選中果然取得了多數，但對國民的實際利益卻一無所補。等到袁世凱所代表的舊勢力準備好了，猛撲過來，連那點形式上的東西也被擲到九霄雲外。種瓜得豆，這真是創業者始料之所不及的。

“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教訓實在太慘痛了!資産階級共和國方案的試驗和破産，也許可以看作20世紀初年這場革命留給中國人的一筆重要精神遺産。

許多人産生了嚴重的失落感，覺得迷惘、傍徨以至絕望。但是，真正有志氣的愛國者不會由此而停止自己前進的腳步。他們在遍布荊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氣餒，重新又開始新的探索。很早參加同盟會的林伯渠回顧道：“辛亥革命前覺得隻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後，經過多少新的轉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麼遙遠，于是慢慢從痛苦的經驗中發現此路不通，終于走上了共産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裡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這是中國思想界大轉變的重要契機。但新的道路并不是輕易就能踏上的。他們在總結這次革命失敗的教訓時，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領域内。辛亥革命時擔任過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的新文化運動主将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寫道：“這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得将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幹幹淨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他認為，造成中國人民愚昧的根源是封建道德，而封建道德就是奴隸道德。他把倫理的覺悟看作“吾人最後之覺悟”，為了做到這一點，“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他們這種無所畏懼、勇猛直前的精神是十分可敬的，産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從而為新思潮的傳播掃清了道路。但是，文化終究是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當時中國社會的現狀是那樣腐敗和黑暗，正如張聞天所說：“中國混亂的原因是由于中國社會組織逐漸崩壞而一時不能産生新的社會組織出來。”如果不從根本上對這個社會進行改造，單從政治組織形式或文化思想下手，怎麼能真正解決問題呢？北京大學學生何孟雄1919年10月在《時事新報》上談到他們這種新的認識：“社會仍是這樣黑暗，現在的青年要徹底明白舊社會的罪惡，立定不屈不撓奮鬥的志向，決不反被舊社會戰勝。中國的改造，才有望咧!”于是，“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逐漸響徹全國。改造社會的問題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為先進青年集中關注的焦點，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還是第一次。這是人們對問題向更深層次的挖掘，是當時先進青年中産生的新的覺悟，是中國人在認識上的又一次飛躍。

中國的現社會必須改造，這在先進青年中幾乎已成為共識。但是，這個社會應該改造成怎麼樣，多數人最初卻并不清楚。

正在這個時刻，世界範圍發生的大變動強烈地吸引了中國先進青年的注意：從1914年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延續達4年之久，給歐洲人民帶來了浩劫。這場空前殘酷的戰争，把資本主義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尖銳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來。劫後的歐洲留下的是滿目瘡痍，是令人震驚的巨大災難和混亂，一時仿佛看不到多少光明的前景。這下輪到西方國家許多人也陷入深重的失落感了。

歐戰結束後的下一個月，梁啟超等動身去西歐遊曆了一年。他們看到了什麼？看到的是普遍的沮喪、徬徨和“世紀末”的失魂落魄情緒。一個美國記者對他說：“西方文明已經破産了。”梁啟超歸國後在《歐遊心影錄》中描述他在歐洲親眼目睹的這幅凄慘景象：“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沈悶、畏懼之中，好象失了羅針的海船迎着風遇着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從中得到一個強烈的印象：“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争早晚罷了。”梁啟超素來以政治态度溫和而又富于敏感著稱。他的這些言論自然會在國内引起不小的反響。

鼎鼎大名的英國哲學家羅素這時到中國來，到處演講。他說：“諸君皆知道我相信社會主義的。我以為産業如何發達，若非社會主義行之，必定有不平之事發生，此階級壓制他階級，苦者益苦，富者益富，弊害叢生。所以必須生産品、器具、土地、利益，皆歸之公有，再分配于個人，不為私人所攬有，方為公道。西方社會主義是産業制度的結果，自然而然産生嬗化而來。”盡管羅素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盡管他同時又鼓吹“中國若想社會主義實現，不得不提倡資本主義”，但連他都如此贊揚社會主義，終究也引起更多人對社會主義的注意，使人們感到社會主義比起資本主義來是一種更新、更先進的制度。

至于有機會親自到歐洲去看看的中國先進青年，受到的刺激自然更加強烈。周恩來在1920年底到達歐洲。不久他給天津《益世報》所寫的第一篇通訊劈頭就說：“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于吾人眼簾者，即大戰後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不安之現狀也。影響維何？曰：生産力之缺乏，經濟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種種，均足以使社會上一般人們饑寒失業交困于内外，而複益之以戰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間接之損失，社會之現狀遂乃因之以不安。”這就更堅定了他的這種信念：“使歐洲危機終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則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

長時期來，中國的先進分子一直欽羨西方國家的富強，把它看作中國仿效的榜樣。他們密切注視着西方世界的動向，狂熱地學習和研究西方的種種新學說和新思潮。西方世界發生的任何社會變動和思想變動，時時都會牽動他們的心弦。

本來，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當西方資本主義還處在比較穩定時期時，中國先進分子中已有一部分人開始敏銳地察覺到它的陰暗面。孫中山1905年在《民報發刊詞》中說：“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将不遠。”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中認為西方的議會制度無非仍為少數人所支配。但這些問題那時沒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現在，歐洲國家的社會矛盾以如此尖銳的形式爆發出來，它的缺陷已暴露得如此明顯，連許多西方思想家對它的信心也發生動搖。這不能不使更多的醉心學習西方的中國人感到震驚。西方的社會制度在他們心目中頓時失卻原來那種耀眼的光彩。他們自然地得出結論：難道我們還要步着人家的後塵，沿着這條舊路再走一遍嗎？為什麼不能改弦易轍，采納世界上更新的學說，創立一種更加合理的社會？何孟雄的一段話，反映了不少中國先進青年的這種認識：“歐洲資本主義的發達，工人及中産階級的淪到不幸的地步，我們中國在産業萌芽的時會，當然要對于歐洲資本主義造出來的罪惡務宜具一種戒心，有了旁的較好的法子，當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見得資本主義是必經的階段，即是資本主義發展了，将來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難道勞動階級鑄定必需受資本主義的痛苦嗎？”

列甯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這時能對中國先進青年産生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它正好給他們苦苦思索的問題指出了一條新的出路。在這以前中國人不是沒有接觸過馬克思主義，但那時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介紹并不準确，受到它影響的範圍也十分有限。許多人不過把它看作歐洲無數新思潮中的一種偶爾涉及，并沒有給以認真的注意。現在，社會主義在蘇俄從書本上的學說變為活生生的現實，并且在曆經種種饑馑、内戰、外國幹涉的嚴重磨難後，依然站穩了腳跟，工人和農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會的主人。一邊是盡管還在艱苦創業卻充滿蓬勃生機的蘇俄，一邊是混亂頹敗的西歐，兩者之間形成鮮明的對照。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力量，倏然轉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這方面來。

李大钊在1918年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這兩篇文章，是中國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表現。五四運動後不久，他又寫道：“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并且在這篇文章裡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學說。李達寫道：“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已經在俄國完全實現了。”其他轉到這條道路上來的先進分子也越來越多。同盟會最早會員之一的吳玉章回憶道：“處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偉大時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發生非常激烈的變化。當時我的感覺是：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要改變過去革命的辦法。雖然這時候我對中國革命還不可能立即得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新見解，但是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熾烈、日益明确了。”19這裡所說的思想經曆，也不隻是屬于他一個人的。

社會主義不是由任何人心血來潮地憑空臆想出來的，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内在矛盾難以解決的産物。李達在1919年6月這樣說：“法蘭西革命，雖是推倒皇帝的專制，打破貴族的階級，滅除寺院僧的特權，但所有成功隻算政治革命的成功。”“結果弄到貧者愈貧（這是勞動者），富者愈富（這是資本家），貧富相差愈遠。這就是十九世紀政治革命後的文明現狀。社會上受了這不平等的刺激，自然會生出近世的社會主義來了。”

當然，曆史發展的途徑從來不是直線式，而是波浪式的。看一看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的曆史就會發現：它有過興旺發達的時期，随後便出現了危機，當渡過危機并經過調整後，又可能會有一個時期的穩定和發展。但即便今天的資本主義世界依然充滿着難以解決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曆史，比起資本主義來要短促得多。從十月革命算起，至今還不過70多年。它有過蓬勃發展的時期，也遇到過曲折和困惑，因而需要改革，但它的生命力還隻是開始顯示出來。如果用曆史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切，是不足為怪的。

社會思想變動的進程，不象人們通常所想的那樣直捷痛快。那時打着社會主義旗号的新思潮名目繁多，不進行認真的比較推求，很難把它們分辨清楚。不少進步青年從資産階級民主主義走向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往往曾經曆一個中間環節，那就是受到過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

劉少奇在回憶五四運動的情況時曾說過：“在起初各派社會主義的思想中，無政府主義是占着優勢的。”毛澤東、周恩來、恽代英、鄧中夏、陳延年、羅亦農等這些進步青年中的優秀分子，在探索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這種思潮的影響。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當時還剛剛開始傳播。1920年以前，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沒有任何一種完整的中文全譯本，列甯的文章連一篇譯成中文的也沒有。在這種情況下，要真正多了解一點馬克思主義，實在是相當艱難的事情。隻有少數到過國外或能直接閱讀外文的人，如去過日本的李大钊、李達、李漢俊、陳望道和一些北京大學學生等外，其他許多進步青年雖然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感覺興趣，實際上卻所知甚少。未來的美好社會令他們神往。可是這種美好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用什麼方法才能夠達到？他們的認識還不很清晰。

瞿秋白1920年去蘇俄前曾這樣寫道：“社會主義的讨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19世紀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着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時一般的社會思想大半都是如此。”

鄧穎超也說過：“五四運動是思想解放運動。一解放，就象大水奔流。那時的思想，受到長期禁锢，象小腳女人把腳裹住；放開以後，不知怎麼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時是百家争鳴，各種思潮都有。”“我們受十月革命的影響，當時也隻聽說蘇聯是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我們很向往這種光明的社會，同情廣大勞苦大衆，厭惡中國社會的黑暗。我們平常交談的範圍很廣，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都接觸到了，但對這些我們都沒有明确的認識，也不了解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所以，在當時我們還不能稱為‘共産主義知識分子’，隻能說從那時起我們這些人要求繼續學習，吸取新知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雖然向往社會主義社會，但一時對科學社會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區别無法分辨得那麼清楚，是毫不足怪的。

第二，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從開始時起，一直标榜自己是主張“社會主義”以至“共産主義”的。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張繼1907年發起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時，在廣告中說：“近歲以來，社會主義盛行于西歐，蔓延于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雖有志之士漸知民族主義，然僅辨種族之異同，不複計民生之休戚。即使光複之行果可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鑒于此，又慨社會主義之不明，拟搜集東西前哲各學術，參考互驗，發揮光大，以饷吾民。”他們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其實是無政府主義。民國成立後，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師複1914年7月在上海發起組織“無政府共産主義同志社”，發表宣言，“主張滅除資本制度，改造共産社會，且不用政府統治者也。質言之，即求經濟上及政治上之絕對自由也。”他們仍然把自己的主張說成是“共産主義”。

初期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宣傳，在兩個重要問題上确曾起過積極的啟蒙作用：一是鼓舞人們奮起反對專制和強權；二是引導人們以更多的注意力關注原來常被忽視的社會問題，鼓吹“勞動神聖”，主張财産公有、人人勞動，認為工人農民才是社會的主人。早期無政府主義刊物如《天義》等上曾片斷地刊載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直到五四運動前後，不少無政府主義者還同馬克思主義者合作，而不是象後來那樣尖銳對立。因此，它自然容易博得不少進步青年的好感。

第三，無政府主義思潮在進步青年中的一度流行，也同中國近代國情有關，有着适合它的土壤和氣候。中國是一個小生産者有如汪洋大海的國家。知識分子由于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勞動方式，也容易特别看重個人的力量。同現代化大生産相聯系的有組織的中國産業工人還不成熟。特定的社會結構總是容易産生相應的社會心态和思維方式。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人們往往習慣以小生産者的眼光來看待周圍的事物。他們對帝國主義的強權和封建主義的專制充滿憎恨，渴望把它們從中國的土地上掃除幹淨。他們期望社會公正，因而同情社會主義。可是小生産者的狹隘眼光，又使他們難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同心同德的集體力量，特别是難以較長時間地保持步調一緻的協同動作，而把獲得個體的絕對自由看作至高無上的價值取向。當他們被社會上種種強權和不平等現象激怒時，無政府主義那種鼓吹“個人絕對自由”、看起來最激烈最徹底的辦法，便特别适合他們的口味。

這三點，可以說是“在起初各派社會主義的思想中，無政府主義是占着優勢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如果真正要排除任何集體和紀律的約束，講起來固然很痛快，做起來卻隻能一事無成。在組織上也隻能産生一些人數很少、内部極度松散、毫無實際行動的小團體。民國初年出現過的一些無政府主義小團體大體上便是這樣，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沒有起什麼重要作用。

因此，到五四前後，他們又有了新的形态。在日本新村主義等影響下，當回答“什麼叫做無政府共産主義”時，他們提出三個要點：一是組織上“脫離強權的少數的政治統治，另自組織自由的多數人的自由團體”；二是經濟上“主張生産機關（如土地、機械等）與所生産之物（如衣、食、房屋）皆歸社會全體所共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三是道德上“是‘勞動與互助’五個大字，因為有勞動才可以生存，要互助才可以進化。”這種方案，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要可行一些。

于是，五四前後在全國出現了一大批“工讀互助團”這類組織。參加這種團體的人，一面勞動，一面讀書，把共同勞動所得的收入作為團體共有的财産，個人的生活和學習的費用也由團體開支。這種團體曾經風靡一時，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南京、長沙、廣州、揚州等地以至國外留學生中都有，陳獨秀、李大钊等也曾給以贊助。

許多先進青年對這種工讀互助團體一度抱有過很大的熱情。他們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剛從舊家庭或個人小天地中沖出來，但四顧茫茫，周圍的社會環境又那樣黑暗，希望能有一個可以作為依靠的團體力量，并在這個團體中養成互助和勞動的習慣，把它看作改革社會的實際運動的起點。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一文中寫道：“今春回湘，再發生這種想象，乃有在嶽麓山建設新村的計議，而先從辦一實行社會本位教育說的學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術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學生認學校如其家庭，認所作田園、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學生各個所有私物之聯合，為一公共團體。此團體可名之曰：工讀同志會。”恽代英更虔誠地說道：“工讀主義，實為救今世社會教育不平等之方法。”“有志之人，必使互助，且使預備奮鬥之力量。果一般學生畢業後，能仍如今日之愛同類、相扶持，三五年後社會即将發生一種切實能力，此或為救人類根本之法欤？”“我信隻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愛、勞動的真理，一一實踐起來，勉強自己，莫勉強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動的，自然社會要改變的。”他們真誠地把這看作新生活的開始，看作創造新社會的發端。

可是，當中國社會的大環境仍那樣黑暗的時候，當周圍充滿着敵對的舊社會勢力的時候，這種被理想化了的小團體怎麼可能長期獨立存在下去呢？就在團體内部，人們最初對它抱有很高的熱情，但過不很久，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和意見分歧便泛濫起來。幾乎沒有例外，這類小團體維持不了多少日子，就相繼夭折了。李大钊很快看出：“北京的工讀互助團，精神上已不能團結，經濟上也不能維持，看着有消滅的樣子。”恽代英更是沉痛地寫道：“在這種群雄争長的局面之下，生活是日益困難而不安定的。靠自己的力量去創造事業，出盡了窮氣力還維持不住。靠人家的力量去改良事業，又是常常因人家興會與機運而常受變遷的。”“所以這些努力，其實決沒有圓滿成功的希望。”人們原來的期待很快就幻滅了。

作這樣一番嘗試是很有好處的。一種學說如果隻在文字上或口頭上談論，而不付諸實踐，很難辨别它究竟是真理還是幻想。無政府主義這種思潮有許多高尚而美好的詞句裝點着，又适合小生産者向往絕對平等和自由的口味，不經過痛苦的實踐的檢驗，是不容易完全擺脫的。但受過這種思潮影響的青年中的多數人，畢竟不是真正對無政府主義有多少系統的了解，更談不上執著的追求。他們隻是一時受到這些看來很新的學說的吸引，對它發生了興趣，想在實踐中去試一試。一旦看到這條路走不通時，也就改變了想法。正如劉仁靜所說：“其實，在當時他們對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也沒有什麼研究，隻是從雜志上看了一些有關宣傳品，認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後看見别的主張更好，有的也就放棄了自己原先的主張。

人們在實際生活中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如果整個社會得不到改造，如果國家和民族得不到解放，個人的問題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而社會、國家和民族的最好出路便是科學的社會主義。這個任務是那樣艱巨，它所必需排除的障礙是那樣強大，要實現它，關鍵是要凝聚成萬衆一心的具有戰鬥力的核心力量。如果中國人還是象以往那樣的一盤散沙，各行其是，中國就沒有希望。

許多人終于跨出了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恽代英總結自己痛楚的教訓後得出結論：“在這樣不合理的環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麼理想事業，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改造須全部改造，須将眼前不良的經濟制度，從根本上加一種有效力的攻擊。不然，總是沒有益處。”“群衆集合起來的力量，是全世界沒有可以對敵的。”“我們應研究唯物史觀的道理，喚起被經濟生活壓迫得最利害的群衆，并喚起最能對他們表同情的人，使他們聯合起來，向掠奪階級戰鬥。”“群衆的聯合以反抗掠奪階級，其實是經濟進化中必然發現的事，本用不着我們煽動，亦非任何人所能遏制。”

到了法國的蔡和森在1920年8月給毛澤東寫信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階級戰争——無産階級專政。”毛澤東複信完全贊同他的意見，批評那種“用平和的手段，謀全體的幸福”的主張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并說：“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更少的周恩來，在歐洲對當時流行的打着社會主義旗号的種種思潮進行認真比較後，最後下定決心：“我們當信共産主義的原則和階級革命與無産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他斷言：“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先驅者們的思想經曆是值得後人深思的。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這個決心絕不是輕易下定的，更不是一時沖動或趨時行為，而是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經過反複的推求比較和實踐檢驗，最後才作出這個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

在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一場急風暴雨式的群衆鬥争的沖刷，可以使大群大群的人們短時間内在思想上發生劇烈而巨大的變動。這種千百萬人的思想大變動，往往在平時多少年都難以達到，也不是通常幾個刊物或幾次講話的影響所能比拟的。

1919年5月4日開始的愛國運動，便是這樣一場急風暴雨式的群衆鬥争。在嚴重民族危機的刺激下，這個運動就象從天降落的狂飚一樣，迅猛地席卷全國，從大城市一直擴展到中小城市以至偏僻鄉鎮。千百萬人從平時的甯靜生活或狹小的圈子中猛然驚醒過來，熱血沸騰地走上街頭或公共集會，為救亡圖存而奔走呼号。“沉默的大多數”不再沉默了!原來處在被統治狀态下的民衆直接行動起來，幹預政治，并且帶有如此廣泛的群衆性，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是第一回。吳玉章描述他自身的感受：“從前我們搞革命雖然也看到過一些群衆運動的局面，但是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席卷全國的雄壯浩大的聲勢。在群衆運動的沖激震蕩下，整個中國從沉睡中複蘇了，開始煥發出青春的活力。”這種情景是何等動人!

這場以挽救祖國危亡為目标的偉大群衆鬥争，帶來了千百萬人思想的大解放，起了巨大的啟蒙作用。在鬥争的高潮中，人們處在異常激動和興奮的狀态。鬥争中新舊社會勢力生死搏鬥的場面；更把一系列尖銳的問題擺到人們面前，迫使他們嚴肅地尋求答案。當運動從奔騰澎湃的大潮中逐漸平伏下來時，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來習慣的生活軌道上去，而一些先進分子卻轉向更深層次的探索，并且同一些志同道合的夥伴聚集在一起，結成新的團體。馬克思主義終于成為它的主流。

科學和民主，這是五四運動前夜的初期新文化運動中早已提出的響亮口号。它在中國近代思想發展旅程中産生了巨大的進步作用，把人們的覺悟大大推進了一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正是在這面大旗下繼續奮進，并且賦予它們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

他們反複地思考：怎樣才是真正的民主，怎樣才是真正的科學？中國民衆的大多數是工人和農民，如果不到他們中間去，不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和關心的問題，而把他們置于自己的視野之外，隻停留在少數學者和知識青年的狹小圈子裡活動，那麼，不管議論如何激烈，甚至也可以争得某些成果，仍然隻是一部分人甚至少數人的民主，談不上真正廣泛的人民民主。科學，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實際、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就是實事求是。既不應當為陳腐的、過時的、僵化的舊教條所束縛，也不是單憑善良的願望或學院式的推理就能解決，必須深深地紮根在中國社會的土壤中，腳踏實地地找到促進中國社會進步的切實辦法，這自然比坐而論道要艱苦得多。民主和科學的對立物是專制和愚昧。在舊中國，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是中國社會生産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是專制和愚昧的最深刻的根源。如果不找到切實的辦法掃除那些阻礙曆史前進的反動的社會勢力，改造社會，在此基礎上逐步使現代化大生産替代以小生産為基礎的舊社會結構，而單在上層建築領域内使力氣，科學和民主的問題是不能真正得到解決的。可以說，經過五四以後，人們對科學和民主的認識，比起以前來是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實際了。他們是初期新文化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精神的繼承者和發揚者。自然，由于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特别是馬克思主義者本身的幼稚和實踐經驗的十分不足，他們對科學和民主的認識也有某些局限和偏頗，這方面的消極影響在日後的曆史發展中也表現出來。

還有一些受過五四運動洗禮、仍然堅持科學和民主的信念但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們繼續投身過一些民主政治運動，或從事過教育、科學、實業等方面的工作，對中國社會的進步也作出過積極的貢獻。可是，他們沒有找到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途徑，所以沒有能成為中國近代進步思想的主流，也沒有能在推動中國近代曆史前進中發揮主導作用。

應當承認，當五四運動爆發時，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還很少，卷入這個運動的人的思想狀況相當複雜，因而很難說它一開始便是在無産階級領導下進行的。但有如前面所說，五四在中國近代思想大變動中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轉折點。這以前，初期新文化運動的發動，科學和民主口号的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傳播等等，隻是它的醞釀和前奏。從這個曆史時刻起，才開始真正有千百萬群衆的大發動。人們不僅對祖國的命運充滿着憂患意識，積極地關心和參與國事，并且勇敢地向未來探索。他們的思考和摸索一刻也沒有停息，一年内出版的刊物達400種，第二年在全國便有了數目可觀的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青年，并且由五四運動的主将陳獨秀等發起成立中國共産黨。這是一個前後相續而難以分割的完整的運動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把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民主革命新時期的開端，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實際的。